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兴盛，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进步经历。今天，就逻辑学习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不是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进步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收获的基础上，与中国古时候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1、东西方逻辑学产生的背景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括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第一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每个城邦风靡，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大家自然重视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法正确与否的断定法则（今天大家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有关联的看法。这个伟大的看法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不能离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每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获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兴盛同样为中国逻辑的进步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早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很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进步中，总是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由于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办法。古希腊有海量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法等进行讲解。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法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需要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进逻辑学与这类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看法时，无无需大篇的论述，特别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备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要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很多运用了总结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进步的。

由此，大家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与大家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进步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获得了一系列收获，下面大家将总结这类收获并稍作剖析。

2、古希腊逻辑学收获及同中国的比较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像，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看法上提出了我们的学说倡导。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可以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就，但它们让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考虑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首要条件（正如大部分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有关的伟大看法，这事实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势必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后总结并进步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收获，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括《范畴篇》，《讲解篇》，《前剖析篇》，《后剖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类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讲解了他的逻辑学体系：第一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含实体、数目、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依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含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括概念，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剖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它作为推理有效性的要紧辨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办法，即有效首要条件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含两大多数：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打造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辨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叫做逻辑学之父，非常大程度上由于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里，这方面的收获，只有墨家的《墨经》――包括很多概念和办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要紧的逻辑学收获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定义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第一依据是不是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括“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根据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状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收获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办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范围的研究思路和办法，今天依旧未被超越。而这样系统且完备的打造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做到的。事实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收获并不止是个人的成就，非常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年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的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办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凑合此进行说明。

3、两种不同逻辑体系的特征即形成是什么原因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征，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打造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概念过于冗杂，仍然没达成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收获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括范畴、概念、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达成对一个命题的完整断定办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括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用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打造，致使看着有的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常识体系本身。这类特征，是由包含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法、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原因造就，下面大家将依次做出剖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同意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可以积累相当的文化成就，便于系统化的打造常识体系。而古中国的地方则颇为偏僻，大部分思想由当地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看法、思路、办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将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大家的名辩学看着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法上的原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备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进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所有，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就总是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时候中原文明则是当地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守旧的性格特点，因为农耕文明的原故，愈加重视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大家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一样的名实看法，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打造。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大家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很难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根据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达成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很多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法，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非常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时候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达成。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主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譬如希腊神话，即使故事各不相同，但一直打造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办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用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准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进步的需要。

总之，比较不一样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不一样的思维，从而知道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进步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